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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与常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于晓丹译

选自《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有时,在事物进程中,当时间的溪水变成一股混沌之流,历史的洪荒漫过我们的地窖,认真的人们总要在作家与国家或宇宙体之间寻求内在关系,而作家自己也开始为他们的职责而忧心忡忡。我说的作家是一种抽象类型的。那些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想象得到的,尤其是那些颇上了点年纪的,对自己的天赋过于自负,或对自己的平庸过于满足,都不至为责任所困扰。尚在中途,他们对自己注定的命运就已经一清二楚——或是大理石一隅或是石膏壁笼。但是让我们看看一位时时好奇而忧虑的作家吧。他会钻出他的小屋去巡视天空吗?领导地位怎么样了?他能够,他应该,是一位出色的交际家么?

对于偶尔混迹人群,有不少可说的:否认靠专门和外人密切接触,能获得观察、幽默和同情的财富,那他就是一位愚蠢而又目光短浅的作家。同样,对一些迷惘的、总想找寻如其所望为病态主题的作家来说,这也许是一剂良药,可以振作他们回到家乡小镇甜美的安详中或操着简省的语言和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如果有的话——交谈。然而总之,我仍然应该介绍一座早被用滥了的象牙之塔,不是作为作家的监狱,而是仅作为一个固定的地点,当然还要假设里边附有电话、电梯,以防万一哪天夜里想跑出去买份晚报或邀请朋友来对弈,电梯这一项怎么说呢,要视某人住所的形状和构造而定了。这样,这就是一个令人愉悦又清爽怡人的地方,视野宽阔,书籍琳琅,还有不少精巧的小机械。但某人在营造象牙之塔之前,他必得碰到杀戮许多大象的麻烦。而我为着给那些想知道这一切怎样做的人看而收集的上好标本,颇令人难以置信,恰好是像与人的杂交种。他的名字——常识。

一八一一年秋天,诺·韦伯斯特在为《大词典》不辍工作时,为“常识”所下的定义是“悦耳的平常看法……不受感情偏见或知识局限的……常识”。对这造物来说,这是奉承话了,因为常识的自传是一本讨人厌的读物。常识毁灭了众多温文尔雅的、为过早出现的一些真理之一线月光而欣喜异常的天才;常识对罕见的美妙画面吹毛求疵,因为在意味深长的马蹄上长出一棵蓝色大树简直是疯了:常识还愚蠢地蛊惑强国去征服与之平等而柔弱的邻居,历史的断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如果不去奴役便是可笑。常识根本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类的自然品性就像魔术仪式一样毫无理智可言,这种仪式早在远古的时间朦始就存在着。从最坏处说,常识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地贬值。常识是一个正方形,但是生活里所有最重要的幻想和价值全都是美丽的圆形,圆得像宇宙,或像孩子第一次看到马戏表演时睁大的眼睛。

这样想是有益的:没有任何一个在这间屋里的人,或因其他缘故在世上任何一间屋里,能避免在历史空间一时间上某个美妙的点,那里和那时,这里和这时,不被基于常识的公众在正义的愤怒中处死。一个人的宗教色彩,以及领带、眼睛、思想、举止和言语的颜色,不知在什么时间或地点定会遇上某个恨透了那种声调的暴徒的致命反击。这个人越是聪慧,越是超凡,离火刑柱就越近。“陌生人”和“危险”二词是押韵的。谦和的先知、穴居的巫士、愤愤不平的艺术家、不守规章的小学生全分承着同样神圣的危险。既然如此,让我们为他们祈祷,让我们祈祷异想天开;因为在生物自然进化中,如果猿家族没有异想天开,那么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人。任何人如果他的大脑足够骄傲而不再养育真实,他的脑后就会秘密地驮上一枚炸弹;所以我建议,只为有趣,把那枚私藏的炸弹小心地投在模范的常识城市上。在这阵光芒四射的安全爆炸中,许多有意思的事定会发生:较为稀罕的感觉,在一小段时间里就会取代最有威势的粗坯,在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之间的任意角力中,紧掐住水手的脖子。我把隐喻成功地混在了一起,因为只有当隐喻循着自己玄奥的关联次序时。才能表现出它们真正的蕴意。——这在一个作家,就是对常识的打击取得的第一个积极结果。

第二个结果是对人性美德的直觉信任(对这一点,那些诙谐、狡诈、被称为“事实”的家伙坚决反对)变得比摇晃的理想哲学基础更为重要。它变成一个坚实的、彩虹万般的事实。这意味着,美德成为个人世界里中心的、可触知的部分,第一眼看那世界,像是很难联想到某位现代报纸编辑或其他聪明的悲观者,这些人会告诉你,平心而论,在被称为警察政府或共产主义什么的企图把地球变成五千万平方公里的谬误、愚蠢和裸线的时候,为美德的高尚而欢呼是不合逻辑的。或许他们还会补充道,在一个暴露的、衣食足而后礼仪兴的国度最为隐匿的角落,让自我世界大放光彩是一回事:要设法在墙坍楼倒的轰轰旋转的夜晚,保持神经正常简直就是另一回事。但是处在不可动摇的特别不逻辑的世界里——我宣传说它是灵魂的家园——战争之神是不真实的,不仅因为它们在物理空间上很便利地远离书写台灯的现实以及钢笔墨水的实在,而且因为我不能想象(这已经说了不少了)这种情况将侵害到这个静静地存在着的可爱而又动人的世界,但是我又很能想象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

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对冲进大火救出邻家孩子的英雄,我脱帽致敬;而如果他还冒险花五秒钟找寻并连同孩子一起救出他心爱的玩具,我就要握握他的手了。我记起一部卡通片描写一位扫烟囱者从一座高楼顶上跌落时看见标志牌上有一个字母拼错了,在他头朝下的飞行中还疑惑为什么没人想起去改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从出生的最高处跌向墓地平坦的石碑,带着一部不朽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在通道的墙壁处徘徊。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在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

在神圣而荒诞的头脑世界里,数学符号并不盛行。它们的反作用,无论进行得多么顺利,无论它要模仿我们梦境的脑回,以及我们大脑的联系数量多么尽责忠实,具有创造力的大脑的主要乐趣是给予表面上决定一切的普遍性所具有的表面上不合适的特殊性以统治权,就这点而言,数学符号的反作用永远也不能如实地说明与它们的本质完全相异的事物。当常识和它的计算机一起被罢黜,数字就不再侵扰大脑。统计学拽走了它们的衣裙并狂怒地清扫了一切。二加二不再等于四。因为毋须让它们等于四,如果在我们过去的艺术的、逻辑的世界里它们是等于四的话,那也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二加二等于四就像邀请客人吃饭希望是个偶数一样。但是我邀请的是赴一次无聊的野餐会,因此没有人会在意二加二是否等于五或五减去什么古怪而有趣的分数。人类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发明了算术,为着一个纯粹实际的目的,就是在被神祗统治的世界里建立起人的秩序,因为无论何时只要神祗喜欢,人就不能阻止他们把他的算术题破坏得一团糟。他接受了不可回避的、被他们偶尔加以介绍的非定命论,又称魔术,并且进而平静地用在洞穴墙上画粉笔道的办法来计算他交换了多少兽皮。神祗们也许会侵犯,但他至少有决心遵循那套他发明的、目的很明确就为着遵守的方式。

上千个世纪缓缓流过了,神祗们或多或少有一笔足够的养老金而退休;而人类的计算力越来越像艺术,数学超越了它的原始阶段。好像成了世界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被这世界使用而已。过去总是把数建立在它们偶然适合的特别现象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偶然适合我们所捕捉到的样式:但现在不同了,整个世界逐渐变成建立在数之上,并且没有人看上去为外部网络变成内在骨骼的奇怪现实而大惊小怪。确实,在靠近南美洲胸线的什么地方稍稍挖深一点,一位幸运的地理学家有一天就可能发现赤道上那圈坚硬的桶箍,因为他的铁锹一碰上金属就铃铃响。有一种蝴蝶。尾翅上有一巨大眼状斑点,模拟一滴液体,逼真异常,甚至连它越过尾翅时的那条线都隐隐地显现在它所经过的空间——或说它所处的地点上了:线的这部分好像被折光转变了,就像真有一个圆点在那儿会发生的一样,我们透过它能看到翅膀的花斑。正是通过科学,经受了从客观向主观的奇异变形,从这个观点看,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设想有一天一个真实的水滴坠落下来并以某种方式纯系植物性地保留下来?然而,也许我们对数学的有机性过度信任的最好结果多少年前就已经显示了,那时一位充满想象力、有创造精神的,并且有发明天才的天文学家想到,可以用几英里长的巨大光线组成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来吸引火星居民——如果存在的话——的注意,具体想法是,如果他们能觉察到我们知道我们的三角形何时出现,何时不出现,火星人就会得出结论:或许有可能和这些如此聪明的地球人建立联系。

在这点上,常识就悄悄地缩回去了,并用沙哑的嗓音小声说道,不论我喜欢与否,一个星球加上另一个星球等于两个星球,一百美元比五十美元多。如果我反驳说众所周知另一个星球正要分裂成两个,或说有一种叫通货膨胀的事物一夜之间就使一百少于十了,常识就会指责我用具体取代了抽象。但这同样又是我请你去审视的这个世界中的一种重要现象。

我说这个世界是好的——“好”是一种非理性的具体的东西。从常识的角度看,举例说,某种食物的“好”就像它的“坏”那么抽象,两者都是不能像实在而完整的物体那样用正常的判断就能理喻的质。但当我们表现必要的心智失常时,这很像学习游泳或射出一发子弹,我们发现“好”就是一种圆而甜腻的东西,美丽而红润的,是裹在洁净的睡衣里赤裸着温热的手臂而使我们心荡神摇的东西,一句话,是一种真实得像广告提到的面包或水果一类的东西,而最妙的广告总是由狡猾的人编写的,他们知道怎样点燃个别想象力的火箭,这是商业的常识,运用非理性感觉的手段以达到它自己准确无误的理性目的。

现在“坏”对我们的内在世界来说还是陌生者:它不为我们所知:“坏”实际上是缺少什么而不是一种有害的存在:所以抽象的和无形的在我们内心世界中并不占有实在的空间。罪犯通常是缺乏想象力的人,因为想象即使在常识最低限度上的发展也能阻止他们作恶.只要向他们灵魂的眼睛展示一幅描绘手铐的木刻;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就能引导他们从虚构作品里找到排泄口,并且让书中人物做得比他们自己在真实生活中能拙劣做到的更彻底。缺乏真正的想象力,他们就会处在半聪明的老套子里,仿佛看见自己荣耀地坐在那辆盗来的漂亮小汽车中、带着那位绝对棒的金发女孩——她协助杀死了汽车的主人——驶入洛杉矶。是的,这可能成为艺术,如果艺术家的笔能把它与现实沟通:但就它本身来说,犯罪正是陈腐之事的胜利,而且它越成功,看上去就越是愚蠢。我从来不曾认为作家的职业是改良他的国家的道德,和站在街头演戏台的高度指出高尚的理想,以及靠匆匆写就二流作品来提供第一级的帮助。作家的说教很危险,和印刷拙劣的低级浪漫传奇差不多,而那些被评论家称为力作的,一般不过是一堆胡编臆造的陈词滥调,或是拥挤不堪的海滩上一座沙制的城堡,没有什么比看到它泥淖的壕沟在度假人离散而去,在冰冷、静如鼠的海浪小口小口吞食孤寂的沙滩时毁坏消失更令人悲哀的了。

然而,有一种改良,是一位不那么明智的真正作家带给他的世界的。在变邪恶为荒诞的时尚中,那些被常识视为无意义的琐物,或可笑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夸大之词而遭弃置的事物。为具有创造力的大脑所应用。变恶棍为丑角不是你可信赖的作家既定的目的:犯罪是遗憾的闹剧,无论对这一点的强调能否有助于社会;一般来说是会的,但那不是作家的直接目的或责任。当作家注意到杀人犯的下唇极蠢地低垂时,或当他看见一名暴君独自一人在他奢华的卧室里用短粗的食指挖他肥大的鼻孔,他的眼中便有一道光闪过,这种光比蹑手蹑脚的谋叛者的手枪更能惩罚你。反过来说,没有什么是发号施令者像痛恨那道不可抗拒的、永远捉摸不透的、永远煽动人心的光芒那样痛恨的了。那位勇敢的俄罗斯诗人古米列夫三十年前被暴徒处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整个严酷的审讯过程中,在迫害者昏暗的工作间里,在拷讯室里,在通往卡车的旋转走廊上,在送他去刑场的卡车上,甚至在刑场,在满是笨拙而沉郁的射手们拖沓的脚步声中。诗人始终颔首微笑。

人类生命只是连绵不断的灵魂的第一次刊载,个人的秘密在地球的毁灭过程中不被丢失,当我们记起只有常识拒绝承认不朽时,这一切就变得比乐观的臆测更重要,甚至比宗教忠诚更重要。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他的创造力表现在我即将探讨的特殊意义上,会禁不住觉得在他拒不理会实际世界时,在他和非理性、非逻辑的、不可言喻的、基本上是好的站在一边时,他就是基本上做着与[此处缺了两页]相似的事,在阴郁的太白星和浓云密布的天空下。

常识在这点上可能会打断我道,进一步强化这类幻想也许要将我们引至彻底的疯狂。但这种说法只在这类幻想的病态夸张不能与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冷静且审慎的创作结合起来时才能成立。一个狂人不情愿看镜子里的自己,因为他看见的脸并不是他自己的,他的个性被砍去了,而艺术家的个性却是增强了。疯狂只是常识的有害部分,而天才则是最伟大而明达的灵魂——犯罪研究专家隆布罗索在试图找到它们的亲和力时陷入了不妙的混乱:他没有发现欲念和灵悟、蝙蝠和鸟、枯死的树枝和树枝状的昆虫之间解剖学上的异处。癫狂者之为癫狂正是因为他们彻底地、不顾一切地肢解一个熟悉的世界,却没有能力——或丧失了能力——去创造一个像过去的那么和谐的新世界。而艺术家却能从他的欲念中解脱,这么做时,他很清楚他内心中某种东西非常明白结果是什么。当他检查他已完成的力作时,他感到,无论什么下意识的机械思考被卷入创作.这最后的结局总是既定计划的结果,那计划早已被包含在最初的冲动中,正像一个活生物的未来发展据说总是包含在胚胎的遗传因子中。

从无联系阶段向有联系阶段过渡,总被一种灵魂的震颤标志出来,这在英语里有一个非常随便的词汇“灵感”。恰好在你注意到泥坑里映出一根树枝的时刻,一位过路人吹起了曲子,一时间,它使人联想起一座旧花园中湿漉漉的绿叶和亢奋的鸟儿,老朋友,死了许久了,突然从过去走出来,微笑着,闭上了他滴滴嗒嗒的雨伞。所有这一切只停留了璀璨的一秒钟,印象和意象的变幻是那样迅速,你竞不及核对一下促成它们识别、形成以及彼此联系的确切规律——为什么是这个池塘而不是别的,为什么是这种声音而不是另一种——以及这几部分究竟是如何关联上的:这就像拼板玩具在你的大脑中突然组合起来,而大脑本身已经不能思索拼板是为何如此组合的,你体验到一次令人颤栗的感觉,是狂热的魔术产生的,是某种内心的复活生发的,就仿佛一个死去的人被光彩熠熠的药物所救,药物在你面前迅速融化了。这种感觉就是被称为灵感的出发点——一种为常识所非难的境界。因为常识将指出在地球上的生命,从甲壳动物到鹅,从最谦卑的寄生虫到最可爱的女性,都是在大地恭敬地凉却下去的时候,通过酵母的刺激从胶质含炭粘土中生出的。血液可能是血脉里志留利亚纪的海洋。我们都准备好至少像一个普通的分子式接受进化。帕夫洛夫教授的蹦蹦跳跳的小老鼠和格里菲斯博士的摇摇摆摆的大老鼠可能使大脑感到愉快,而汉伯富的人工阿米巴或许能成为一个娇滴滴的小宠物。但是同样。试着去找到生活的联系和步履是一回事,努力去理解生活和灵感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实在是另一回事。

在我选择的例子中——曲子,树叶,雨——包含了一个较为简单的震动形式。许多人,不一定必须是作家,对这样的经历都很熟悉;其他人则从未注意过。在我的例子中,记忆尽管无意识地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任何事物却都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完美结合中。天才的灵感还得加上第三种成分:那就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你看)在突然的闪光中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的时间之环都被感觉到了,这就是时间不再存在的另一种说法。让整个宇宙进入你的身体,以及你自己在包围你的宇宙中彻底分解,这是一种紧密联系的感觉。是包围本我的牢狱之墙突然崩溃而非我从外边冲进来救出了坐监人——他已经在露天里舞蹈了。

抽象词汇较为贫乏的俄罗斯语言,为灵感提供了两种定义:vos-torg和vdokbnovenie,可解释成“狂喜”和“记忆”。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气候上的,前一个是热的、短暂的,后一个是冷的、持续不变的。暗指现存的是“狂喜”的纯粹情感。最初的狂喜,它没有有意识的目的但是它在瓦解过去的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之间的连接上是最重要的。当时间成熟。作家安下心来编写他的书.他就会依靠第二种宁静和始终不断的灵感,“记忆”,这个可信赖的助手会帮助回忆并重建世界。

被卷入灵感最初冲动的力量和本源与作家即将写作的作品的价值直接成正比。在最低限度内,一种非常平静的震颤能够被未成年的作家所体验到,比如说,注意到工厂冒烟的烟囱、院子里矮小的紫丁香花丛,与面色苍白的儿童间的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太简单了,这三重象征太明显了,意象之间的桥梁在文学朝圣者的足下、在标准观念的重负下实在是太破旧了,而这世界也追溯得太像一个平常的世界,致使正在创作中的虚构作品不得不具有谦逊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不想说伟大创作的最初冲动常常是在高雅趣味的、为艺术家而艺术的无目的漫游过程中所看见的、听见的、嗅到的、尝到的或触摸到什么东西的结果。从散乱的线索中突然形成和谐的图案,尽管这种个人发展的艺术从未遭到蔑视。并且,尽管一部小说的明确主旨,像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可以从一种真实的感觉——如在舌头上嚼化饼干或脚下的人行道的粗糙——生发出来,结论还是很快就能得出:所有的小说创作应该建立在某种有光彩的生理体验上。特别的气质和天赋有多少,最初的冲动就能分解成多少部分。它或许是一系列实在而无意识的惊诧情绪的积累.或者可能是没有任何确定的物理背景的一些抽象观念受灵感启示而得到的联想。但是。非此即彼,这个过程可能仍然被降低到创造性震动的最自然形式——一个突然生动的意象在一道闪光掠过彼此生疏的组合时建立起来,这些组合在大脑被骤然照亮的一刹那变得明了了。

当作家安心投入他的再创作时,创造性的体验告诉他在缺乏判断力的特定时刻需要避免什么,判断力的缺乏有时会在生有肿瘤的肥硕的创造精灵或者被称为“填沟者”的狡黠的小鬼试图爬上他的桌子腿时,甚至抛弃最伟大的东西。炽热的狂喜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冰冷的记忆戴上了她的眼镜。纸上仍是空白,但是那儿有一种对语言神奇的感觉,是用看不见的墨水写下来的,并且闹着要隐匿起来。如果你愿意,你或许能够添加这幅画的任何部分,因为关于结尾的想法就作家来说实际并不存在。结尾的产生只因为单词只能在一张接一张的纸上连续不断地写下去,就像读者至少在第一遍读书时肯定有时间从头读到尾。时间和结果不能存在于作家的脑中,因为无论时间因素还是空间因素都不能抑制最初的想象力。如果大脑是一种随意性的结构,而一本书能像眼睛吸收画面那样去读,就是说没有从左向右的麻烦,没有开头结尾的荒谬,那将是欣赏小说的理想方式,因为这样作家在构思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整体。

如此,他现在就准备好去写了。他全副武装。他的墨水笔恰好注满,屋子里静悄悄,香烟和火柴放在一起,夜还早……我们将在这愉快的情景中离开他,轻轻地溜出去,关上门,坚定地离开那屋子,我们走时,冷酷的常识怪兽迈着笨拙的脚步吵闹着抱怨这本书不是为一般大众而写,这本书将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就在这时,就在它脱口冲出那个词:s,e,两个ll(出售)时,荒谬的常识应该被枪毙了。

—— END ——

“创建影像,拆除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