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成都好像要入冬了。上周六下午天气阴阴沉沉,诸君在葭南茶室共读《反抗『平庸之恶』》,竟需要打开暖黄色灯光照明。主讲人梳理完文本之后,一位读者提出如何理解阿伦特曾说的——“尝试去理解,并不意味着要宽恕”,王禹老师由此渐渐展开了谈话。从如何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下理解阿伦特的思想,到应该也要阅读阿伦特的批评者们的作品;从何谓恶之平庸性,到阿伦特所担心的问题在今天有何体现,王禹老师与各位读者从理论到事例,谈论诸多。

口述:王禹

(一)没有思考,没有判断能力

“尝试去理解,并不意味着要宽恕。”阿伦特在这本书里有一句相似的话,官僚体制是一个环境,对吧?有人为艾希曼,以及其他的纳粹做辩护时提出,这是官僚体制在做事情,甚至鲍曼也是这样讲。但是阿伦特提出,官僚体制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犯罪的环境,被考虑作一个conditions——环境和条件。这些可作为为人量刑时减刑的条件,但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审判仍旧进行。单说的某句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阿伦特的观点或者这件事情。读这本书时,除了读文本,还要了解历史事实,了解世界。即使不是专修历史学的学生,也要注意这一点。这些事实,都是有社会学的支持,是在社会当中生产出来的,它是有产生的原因的。那么阿伦特她是在什么一个环境下来讲这样的话?

在她看来,奥斯维辛审判、法兰克福审判和纽伦堡审判,都是不成功的,无效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低估了纳粹的罪责,甚至是纵容的。她甚至在担心,纳粹问题在德国也许会被避免,但是纳粹的事件可能还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而她所关心的,是现代性或者现代化之于人类的走向的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这些审判是失败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尤其是今天,在91年以后,柏林墙倒塌以后。相比日本及其他国家,德国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民族自我反思的一个非常好的范本。苏联也有极权主义,也发生过跟德国相似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学者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在撰写评论说德国有很好的反思,比较好地清除了纳粹的差异。

汉娜`·阿伦特,图片源自网络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近年来,德国亦有很极端的右翼势力产生。那么,为什么在普遍地对于德国纳粹清除行为给予承认的环境下,阿伦特提出这些审判是失败的。当美国、北约,这些德国的受害国都已经接受德国的忏悔时,阿伦特是德国人(当然她是犹太人),她却说在她看来纳粹不光是没有被清除,且还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中。她觉得人们还没发现真正危险的东西。真正危险的是什么?阿伦特认为它不是大奸大恶,并非希特勒的那种,在她谈论道德哲学问题的那篇文章中,她甚至认为这种恶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尊敬的。刚才王十二同学也讲到,希特勒他很好的品德,是吧?他个人的品格是良好的,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个绅士,他有很好的审美、修养,或者他还相信爱情。在很多那样的独裁者当中,相信爱情的人不多。阿伦特觉得真正恶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还没有接受审判的人。艾希曼不是一个小官,但艾希曼在接受审判者中,是相对来说是表较小的官,是战犯当中稍微低级的执行层的人。阿伦特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是很多纳粹中的个人,他们要受审判且不应依据集体责任受审判。哪怕不在法庭上当众受审,也应该在他们自己的良心中受审。她这样说是因为她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理论。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她认为恶具有平庸性。那什么是平庸的?她抛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恶是平庸的。在她之前,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也好,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命题也好,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她说道德哲学在哲学当中是没有专门的领域的,但早期有。不管是哲学还是政治学,它好像是一个交叉的地带,也可以说一个模糊的地方。在伦理学领域、道德领域,也没有特别清楚的说法。恶是什么、恶的性质是什么?她就此提出,恶的平庸。为什么恶是平庸的?为什么平常的老百姓是恶的?她怎样阐述?她的依据是什么?

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是没有思考的,是没有动机的。

她的结论是,没有思考的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这个思考同求知、学习是区分开的。如果说思考是避免恶的一个条件,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有这种托词托辞:我没有高深的学问,我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我不识字,那我好像就不具备思考能力。不是这样的,即使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也没法逃脱思考这个责任。思考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深入地讲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他得跟他自己生活在一起。一般的说法是人辨别善恶、好坏,甚至辨别美丑的能力是一样的,人们一定会辨别,像美国人的哲学的常识学派,苏格兰的哲学美学。美国人深受这些影响,同英美的经验主义有很大关系,他们不太看重高深的学问。老百姓,就是说农民,这些美国最初的建国者,包括杰克逊、华盛顿这些,他们都是广义上的农民,他们也没有见过那种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繁华,和这些高深的学问,因为当时主要的经济形态就是农业。他们相信适合民族的,或者说那些最稳定的、最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生活,在所处社区和工作中,可以自然地形成。阿伦特认为当人面对一个道德问题时,这部分的能力是可以来帮助人进行判断的。但是这个同学历,同在道德哲学上面钻研多深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必是一个道德学家,或是像道德哲学家来做一些道德判断。那么,为什么思考有这种重要性?或者说为什么阿伦特提出不思考的,平庸的人,是恶的人?

二)阿伦特:备受质疑

当她提出这个观点后,实际上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已经激起了很多人的、认真地抗议和反驳。一些外界的,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对她进行反抗的,我们不考虑。因为阿伦特的“恶的平庸性”不光是针对纳粹,也针对那些犹太人和某些犹太人的组织(如移民组织)。她也对犹太人进行了批判,她甚至认为,这些组织参与了屠犹事件,屠杀他们本民族的人。显然,不管是纳粹,被受审的某些人,还是犹太人、部分的犹太组织都在反驳她恶的平庸性的观点。她指出恶的平庸性,那么所有平庸的人都会反对她,对吧?平庸的人当然感觉受到了伤害。他们以前觉得平庸挺好,甚至平庸可以算是一种美德。美国人就觉得常识是一种美德,但是阿伦特指出不会思考,不关心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恶。

不光是普通人,很多精英也反对她。还有很多主张民族主义,主张平等和民主的,很多人反对她。为什么呢?因为平庸之恶这样一个理论,是对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的否定,即老百姓是好的。阿伦特指出老百姓不好,所以大家都会起来反对她。一方面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赞成民主的人,另外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但以赛亚·柏林这种多元主义者也会反对她。因为阿伦特提出的是绝对的多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民主相契合的。她的这些文章也发表在民主化的浪潮中。美国民主化的浪潮——黑人运动,女性的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欧洲也正处于一个民主化的如火如荼的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建国,建立的都是民主国家且都是在民主的动机下去建国的。在这样一个民主化的浪潮中,阿伦特实际上打入了一种逆向却非常有力的力量,可以说是一个对抗浪潮的炮弹。

以赛亚·柏林,图片源自网络

这时,她遭到很多质疑。哪怕我们站在非常客观或是赞同她的这个立场上,也会想问她一个问题:你怎么让普通人去思考?思考是避免平庸的恶的一个条件。你怎么让普通人去思考,如何执行?而且你说的那种思考是不是太理想主义,太理念化了?当有枪指着你时,你不这样做,真的就会被关起来,或者你被杀头,或比你自己被杀头的更严重——你的家人被杀头时,你还怎么样去做那种思考?所以阿伦特面临着很多批评,大家(指读者)也要去看一下那些批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考虑阿伦特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二十世纪,她是非常独特的人。我在七八年前读过她的《论革命》,那是我读的她的第一本书,读了之后立刻被她吸引。跟读其他的书不一样,她的那种,像刚才王十二同学讲的——洞见,密度非常高。她非常擅长这一点,非常擅长。在她的文章当中,尤其更加成体系的书如《论革命》,她就讲别人没讲过的东西。她不是历史学家,她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没有专门的、特别深的研究,她只不过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然后写过一部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可她提出的新观点确实比一些历史学家好很多,并且非常重要,甚至启发了一个学派。

二十世纪盛产深邃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阿伦特只是其中的一个,甚至可能只算是一个学生角色。但是她不是一个纯学究的,而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关心美国的政治,欧洲的政治,关心文化,关心浪漫主义的人,这些对她的思维产生非常多的刺激。我们可以去列举一下她的这种多面性:她是一个女性,在我看来,在20世纪,好像没有比她(思想)更深刻的(女性学者),波伏娃也没有讲到这么深;她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德国人,这意味着她有很好的德国哲学传统的修养。德国是当时,也许也是现在哲学最发达的地方,她是在这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她是一个政治移民,她去了美国;她是一个古典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她的思想始终有往回,她认为柏拉图的时代最好,苏格拉底式的城邦时代最好。这些在这本书中也还偶有体现,大家如果看她的《论革命》,那就更加明显了。她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她推崇的是一种往古的思想。古典的气质和知识构成,还包括她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看法,决定了她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跟她高度的精英主义、贵族性是相关的。她甚至可能是最有建设性的精英主义者。因为她提出了最极端的观点——老百姓不值得被尊重,他们不光不聪明,而且不善良。

她还有一个角色。她是一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是在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或者说迷惘的一代中成长起来。她在成长阶段就看到了欧洲的衰落,这是文明的衰落,所以她骨子里面有那么一种悲观主义。所以阿伦特她是在一个有这么多变动的20世纪中成长起来的。她在她最年轻时,她的思想成熟之前,刚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对一个女性、对一个漂泊者来讲,对人性持有的观点已经到了一个极度怀疑、非常极端地批判的程度。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你知道她有这样一种人生之后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为什么会总结出恶的平庸性。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却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留下了希望。

这个希望是什么?

(三)革命的传统中有一种失落的珍宝

实际上她是在说她自己,她得跟她自己生活在一起,所以她必须要这样说。也许她说出来时,她可能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多么惊世骇俗的观点,但我们确实被她震撼到了。

刚才我提出一个问题:希望在哪里?在《论革命》的最后一章《革命的传统及其失落的珍宝》中写道,革命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失落的珍宝,这个珍宝不是指人性,而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全新的世界。革命是新世界,新世界就跟旧制度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等级世界,而是一个人与人平等的世界,甚至是比人与人平等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人人平等,可能大家都是平庸的恶者。

论革命》封面

但是在阿伦特看来,那可能就是理想的世界、大同的世界。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她为什么这样说?究竟是她偏执,还是她真的有某些真理性的洞见。我说的这个真理是道德意义上的,并非哲学上的。这涉及到我们对她的评价。有人会觉得她在故作惊世骇俗之举。一个有常识的人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事。她是一个犹太人,她为什么要去伤害犹太人?当他们已经经历了大屠杀这样一个巨大的痛苦时。你不能简单地说她是一个偏执的人,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所以写了这么些我们好像不能理解的话。但同时你也不能简单地把她理解为是一个学艺不精的,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做足够多研究的人。甚至有人说她写艾希曼,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自己也只听了很短的庭审就写出了很多东西,好像她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一手材料,或者说她在哲学方面就是个不太精到、不够深邃的人,没有看到最本质的问题。还有从她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来批评她,说女性倾向于感性化,倾向于夸大,倾向于不顾事实,倾向于放大自己的感受。

插一句,其实这本书分布得也不是很均匀,这是大家读书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书成书是一个过程,不是每一本书都来自于一个严谨的学者严谨地写下来,每一章都倾注了同等的经历和洞见。《反抗『平庸之恶』》其实最重要的也就两三章。其他作品也不是很严肃的,有的甚至是公开的信件,实际上最重要的只是《论道德哲学的几个问题》那一篇。

要去理解她的思想,就要去了解她写了些其他什么?她所提出的其他观点是什么?因为她对审判的看法是建立在她对于整个20世纪的评判上的,或者说建立在她对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的思考基础上的。革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从现代世界以来,英国、美国、法国经历革命后,现代世界跟以前完全不同。然后到20世纪的这种革命扩展到全世界,整个世界跟以前不同了。阿伦特思考了革命这样一个现象,然后是极权主义,《论极权主义的起源》、《论反犹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她的比较纯正的哲学书,《人的境况》,都是有极强的古典哲学的气质的。城邦时代的价值也好,哲学观念也好,她还谈过论暴力,还谈过共和的黄昏。这些都是跟哲学观相关,跟政治哲学相关,跟现代性相关的大的主题,跟20世纪现代历史相关的大的事实。当你有这样一个了解之后,再去思考她说人要思考,她为什么要这样想?为什么这样说?人究竟有没有思考的可能?这是不是一个很理想主义说法?

阿伦特去世半个世纪后,人在思考吗?人还是平庸的,恶有消失吗?如果平庸的恶存在过的话,它也肯定没有消失。阿伦特对世界,对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对人的一个分析,对人的境况的分析。她说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labor——劳动。第一个层次的劳动是养活你自己的,处在生存的层面。第二个层级是work——工作。工作是什么?是你有一个事业,就可以在温饱之外,在生存之外,去有所成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甚至可以在这个工作当中建立起一种认同。这两个层级都是都是属于人自身的,能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层级。还有一个层级,在她看来最高的一个层级是action——行动。这里面我看有个地方可能翻译错了,翻译成了公开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共行动。

《人的境况》封面

行动是跟公共有关,涉及到人跟其他人的关系的。西方人理解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河我们不一样。在我们这儿好像就是你跟政府的关系,除了个人之外,好像只有政府。政府可以直接跟个人打交道,但是在正常状态下,人除了人之外,人首先接触到的是社会。社区或者社会,反正肯定是某一个共同体。“社会”最初的意思和今天不一样。在今天,就比如说中国社会是指的960万平方公里政府管辖的一个范围。“社会”最初的含义是社团。它也是一个组织,人是跟它打交道,然后再跟政府打交道。

(四)保持那一份政治参与和思考活力

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就是最高的价值所在,你要成为一个行动者,并且是一个公共的行动者。她深刻地处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的影响之下提出了这对人的要求就是人是政治的动力。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美德都是跟政治相关的。简单地说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一个善的人,一个至善的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因为他大公无私,所以他勇敢。阿伦特也这样认为,所有的人、只要你认为你是具有判断能力的,你就应去关心公共的事情,去参与公共的事情。她这样认为是有一个前提的,或者说是有一个知识上的祖先,即古典政治哲学。

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准确地说就是城邦的政治。古希腊的民主、雅典的民主,必须在很少的人口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因为民主是有一些具体的制度的,要通过一些具体机制体现出来的。怎么体现民主?大家都来开会,公民大会大家都要到,所以会场要能容纳那么多人。然后怎么决定一些事情呢?怎么决定谁来当执政官?——抽签。抽签,抽签当然是公平的,大家都是听上天指定谁就是谁,这是最公平的。

但抽签要求的人数更少,大家都要抽签。放到现在中国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一个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在民主社会,开会得有频率,不是一年开一次会就完了。一年开一次会,就是不民主了。凡是涉及到重要的、该开会的,我们就得开会。

话说回来,阿伦特在《论革命》这本书当中讲到的她所设想的理想的、进行这种政治参与的最合适的单位,在古代是城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只有一个城市那么大,即她所生活的纽约那么大。她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单位——ward,街区。这个词语,在美国的政治制度当中叫做民众城市选区,城市选区就好几个block,可能容纳人口有几千到一两万。这个范围就是阿伦特认为最合适的政治参与的单位。

在阿伦特的设想中,人必须要参与政治,每个人都要在政治当中保持你的一份思考,或者说维护你的权利或革命。这当中强调的不是思考的活力,而是革命。美国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一部宪法,到现在还能够用,就是因为如此。法国革命在她看来好像是失败的。革命之后就结束了,又陷入专制,陷入人性恶的爆发。为了让革命的种子能够延续,革命是一种追求。全力追求自由的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革命性,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梁山好汉的不畏强暴的品质。中国也发生过很多次的农民革命。求生是底层民众为了争取自己权利的行为,为了不让捍卫权利的这种素质在人身上消亡,就需要到一个政治活动的单位里,人去训练他的这部分品质——他的公共性、公共参与、他的行动能力。人要不断地训练这些能力,才能够就在当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护自己。

(五)今天的全球性问题:政治思考能力的丧失

我们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出现了特朗普,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美国人自己也不理解,美国人自己不光不理解,还很伤心。前年11月份他当选的时候,我有一些在国外的同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包括学生,亲民主党的多一些,这个很有意思。在大学里面文科和社会科学倾民主党的又多一些。然后再小一点的,读历史、读文学,读哲学的,民主党的又多一些。他们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失望。老师不愿意再去上课了,学生也不用上课,学生有了理由去罢课。这种现象在小布什任期时没有发生过。在21世纪,小布什的评价很低,但即便在那时,这些也没有发生。在社会当中,那些被认为更有知识的人,会和自然人或者说一般人那么失望,越有知识的人越失望。这个现象没法理解。但是特朗普确实在美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持率,至少在21世纪以来,他不光赢得了民主党的尊重。共和党以前哪怕他竞选的时候,他自己所在党派都反感他。但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更加趋同。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发生的重大的问题——社会的分裂。

《美国精神的封闭》封面

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艾伦·布卢姆,也是一个古典学家,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这本书中认为美国人停止了思考。美国人变得平庸,正如阿伦特所讲的那种平庸性。美国的政治投票率很低,选民的数量很少,越来越少。政治在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它不是坏事,但是它也带来了对社会本身的伤害,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本身就在消减社会的这种价值,社会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碎片化。正统的价值,所谓正统价值或者主流价值愈发难以凸显。

它的重要的,具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什么?政治领导力的问题,领导力即需要土壤才能产生伟大的政治领袖。华盛顿、林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都带领美国走出了重大的危机,也都改变了美国的性质。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的同时代的人有非常多关心政治的人。林肯时代是美国民主最活跃的时代。在21世纪出现的特朗普之前的奥巴马,美国的左派比较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段子手,每一次讲话都可以搞得很好玩,是很好的娱乐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演讲能力很好。但是奥巴马是一个比较没有成就的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内,仅有的成就现在也在被特朗普一点一点地破坏掉。现在已经很难产生像样的总统。克林顿本身是被置以高期望的,但他又出了道德问题。实际上美国也并不觉得严重。克林顿在他那个时代他也确实被认为是不错的。他让美国经济发展,搭上WTO能够把中国接纳进来,解决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有他的吹鼓手吹嘘历史已经终结了,世界就慢慢得就会变成美国一样。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亨廷顿的预言或者说诅咒——文明的冲突真的来了。在一个需要政治领导力的时候,美国很难再找出来一个合格总统。假如说特朗普不当选的话,希拉里当选,大概也不是一个好结果。

回到原本话题,我们在后现代或者说在现代性已经被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时代,政治领导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也缺乏领导,现在缺乏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特朗普是不是这样的领导者?他并不是适合领导者的,甚至他可能是以一种讽刺的角色或者姿态成为了美国的历史。他成为美国的领袖,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好是坏,没有人可以预测。如果是坏的影响,那种控制性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或一个偏执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危险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假设说这也是阿伦特曾担心的问题,那么确实已经在今天的时代体现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政治思考能力的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这种娱乐化伴随着这种去政治化,选民投票率的降低。在欧洲,又跟性解放、一些先锋文化交织在一起。本身政治的这种活力就很低,欧洲还面临着一个貌似统一但其实不是,非常多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的局面。在东亚,在东亚我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用一个近年来的流行的词,可以说明,就是佛系。一个人不可能属佛系同时还很关心政治。这当中是有矛盾的,至少是有张力的。这些地方的现状就是世界的未来。最佛系好像还不是中国。日本曾经是政治很重要的地方。战后,日本的这种去政治化,代价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现代化本身一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政治性。人有没有基本的权利?能不能保护自己的自由?人和政府的关系是怎么样?政府的运行模式是什么样?一些政治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样?这些是现代性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再变成主流的同时,人的政治性可能在丧失。当这些东西成为事实了后,每个人好像又更加不需要去关心政治,这是避免不了的悖论。从这些来讲,我觉得阿伦特关于平庸的警戒,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封面

我们需要最新的政治科学。因为今天的政治学就是阿伦特所讲的官僚统治,今天政治学研究的就是怎么样通过科层制来实现统一管理。政治哲学、政治学这些学科的学生学的都是计量模型,这些东西跟学行政学和管理学的有高度重合,反而很少涉及政治哲学、政治伦理。这些东西在政治学上非常边缘,同时在哲学当中也是边缘。实际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习政治哲学的很好的学科。因为马克思它确实代表着某个方向,尽管是西方不重视的方向。西方今天已经渐渐地足够多的马克思吸收到了他们的主流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中。西方像罗尔斯那样的人也很少,更多的是一些为多元政治说话的,比如说一些为女性在政治学中的地位讲话的。像阿伦特这样宏观的,在美国有一支保守主义学派,叫做施特劳斯学派,还在进行着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巧的是中国的政治学派也有一批人,就是在芝加哥学的保守主义学派,他们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汪晖。但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在国内的政治学界得不到特别的承认。